克莱尔第一次问我“你们中国人凭什么空调随便开”时实盘配资公司查询，我们正站在广州老城区一条冒着热气的骑楼街上。
那天手机天气显示39℃。
不是那种新闻里夸张的热，是你一走出地铁口，眼镜片立刻起雾，背后像贴了一块湿毛巾，连树叶都蔫着不动的热。
克莱尔穿一条浅米色真丝裙，脖子上挂着一条细珍珠项链，手里拿着从巴黎带来的折扇。
她是我那个月接待的私人定制游客。
法国人，五十八岁，离异，住在尼斯，有两套海边公寓，还有一个经营了三代的香水品牌股份。
她不喜欢别人叫她夫人，第一次见面就纠正我。
“叫我克莱尔。”
她说中文有口音，但比很多游客都好。
她来中国前，做了足足三个月功课。她去过上海、苏州、成都，最后一站选了广东，说想看“真正会过日子的中国南方”。
我以为她说的会过日子，是早茶，是市场，是老火汤，是骑楼下摇着蒲扇的阿姨。
结果她到广州第二天，就盯上了空调。
那天早上我带她吃肠粉。
小店不大，门口蒸汽一层一层往外冒，里面却凉得很舒服。
老板娘一边揭开布，一边喊：“鲜虾牛肉两份，酱油少一点！”
克莱尔坐在靠墙的位置，抬头看着墙上的空调出风口。
风吹得她额前碎发轻轻动。
她盯了很久，忽然问我：“这个店，开空调一整天？”
我说：“差不多吧。太热了，不开客人坐不住，老板自己也受不了。”
她皱眉：“在法国，夏天这样开，很贵。很多老房子没有空调，政府还提醒节电。餐厅如果门开着，空调这样吹，大家会说浪费。”
我笑了笑：“广东夏天不开空调，饭都吃不下。”
她没笑。
她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天气。
“39℃。”她把屏幕转给我看，“外面39℃，这里每一家店都开空调。酒店开，地铁开，商场开，出租车开，连这家小店也开。为什么？”
我以为她只是好奇，就随口说：“因为热啊。”
她放下筷子，语气一下认真起来。
“不，我问的是，凭什么？”
我愣了一下。
“凭什么？”
“对。”她看着我，“中国人凭什么空调随便开？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城市，这么多机器。电从哪里来？钱谁付？为什么你们好像不担心？”
她说“凭什么”的时候，不是骂人。
可那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，还是让旁边的老板娘抬了一下头。
我赶紧用法语解释：“她不是说你浪费，她是问为什么这件事在中国这么普通。”
老板娘听不懂法语，只看我表情，笑着摆摆手。
“外国人怕冷是不是？我调高一点？”
克莱尔摇头：“不，不用，很舒服。”
可她的眉头没有松开。
她那天几乎一直在问空调。
去陈家祠，她问检票口为什么这么凉。
坐地铁，她问车厢这么多人，空调怎么还能稳住。
进便利店，她摸着冰柜门问：“24小时？”
到下午，我带她去珠江边一家茶楼见我的舅妈。
这原本不是行程。
克莱尔说她不想只看景点，想知道广东普通家庭怎么过夏天。
我舅妈家在荔湾，一套老楼梯房，六楼，没电梯。
我提前跟舅妈打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先骂我。
“39℃你让个外国阿姨爬六楼？你是不是有病？”
我说：“她自己想看。”
舅妈说：“那我先把空调打开，不然进门像蒸笼。”
克莱尔听见“先把空调打开”，立刻转头问我：“她还没在家，也开？”
我点头：“她怕我们到的时候热。”
克莱尔没说话。
爬到三楼时，她已经满脸汗。
她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。她去过埃及，去过印度，也去过摩洛哥。
可广东这种湿热不讲道理。
它不是太阳晒你一下，是从地面、墙缝、头发根一起钻进来，把人包住。
到六楼，舅妈打开门，一股凉风迎出来。
客厅不大，墙角放着一台用了七八年的柜机空调，风叶上下摆动。
舅妈穿着家居服，手里拿着一盘切好的西瓜。
“快进来快进来，热死个人。”
克莱尔站在门口，突然不动了。
我以为她累了。
她却抬头看着那台空调，过了几秒，轻声问：“她为我们提前开了多久？”
我问舅妈。
舅妈说：“半个钟吧。外面这么热，老人家受不了。”
我翻译给克莱尔。
她脸上的表情有点复杂。
“半个小时，只为我们进门舒服？”
“广东人待客是这样的。”我说，“怕你热，怕你饿，怕你没茶喝。”
舅妈听不懂我们说什么，只把西瓜往她手里塞。
“吃，冰过的。”
克莱尔接过西瓜，坐在沙发上，小口吃着。
空调风吹过她的珍珠项链，水汽在她脖子上慢慢干掉。
舅妈问我：“她是不是很有钱？”
我差点呛到。
“你小声点。”
“我小声什么，她又听不懂。”舅妈压低声音，“穿得就贵。鞋底都白净，肯定不用自己拖地。”
我忍不住笑。
克莱尔看着我：“你们在说我？”
我老实翻译：“她说你看起来很有钱。”
克莱尔也笑了。
她用中文慢慢说：“是，我有钱。”
舅妈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会说中文！”
客厅里一下热闹起来。
舅妈问她法国热不热，吃不吃鸡脚，怎么保养皮肤，有没有孙子。
我一边翻译，一边拦着舅妈别把人家户口查到底。
克莱尔回答得很耐心。
她说她有一个儿子，在伦敦做建筑师；有一个女儿，在巴黎开画廊；她离婚二十年了，没有再婚。
舅妈听完，第一反应是：“那么大的房子，一个人住，不怕啊？”
我翻译完，克莱尔低头看了一眼西瓜皮。
“有时候怕。”
舅妈怔住。
她原本只是顺嘴问一句，没想到对方真的回答。
克莱尔说：“房子大，晚上很安静。空调不敢开太久，因为贵，也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用那么多电，不应该。”
我把这句话翻给舅妈听。
舅妈看她的眼神变了。
“有钱人也这么想啊？”
克莱尔没听懂，只问我：“她说什么？”
我说：“她说，她没想到你也会这样顾虑。”
克莱尔轻轻笑了一下。
“钱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。”
这句话我后来记了很久。
那天傍晚，舅妈煲了冬瓜薏米排骨汤。
按原计划，我只带克莱尔坐一会儿就走。可她坚持留下来吃晚饭。
舅妈家只有四张小凳子，饭桌是折叠的，打开时还要把客厅茶几往旁边推。
空调开到26℃，舅妈说这样省电又不闷。
克莱尔盯着遥控器。
“26℃。”她像发现了什么秘密，“你们不是随便开。”
我说：“当然不是。谁会开到十几度盖棉被？大多数人只是想正常活着。”
她把“正常活着”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轻。
吃饭时，舅妈的儿子打来视频。
他在深圳上班，屏幕那头也是空调房。
舅妈把手机立在饭桌上，一边夹菜一边骂他：“你别老点外卖，自己煮点汤喝。”
她儿子说：“妈，我今天加班，办公室冷得要命，穿外套呢。”
舅妈马上说：“冷你就调高点，别浪费。”
克莱尔听我翻译后，忽然笑了。
“所以中国妈妈也会管空调。”
我说：“中国妈妈什么都管。”
舅妈听懂“妈妈”，得意地扬了扬下巴。
饭后，克莱尔要去阳台看看。
舅妈家的阳台很窄，摆着两盆薄荷，一盆九里香，还有几个晾衣架。
外面天已经暗了，楼下巷子里有人推着车卖糖水。
夜风并不凉，仍然黏。
隔壁几户窗外都挂着空调外机，嗡嗡响，水从排水管滴到楼下铁皮棚上。
克莱尔扶着栏杆看了很久。
“在法国，我也住过老楼。”她说，“夏天很热，石墙白天吸热，晚上吐出来。老人不舍得开电扇，怕账单。热浪来时，新闻会提醒我们去公共凉爽点。”
我说：“这里也有节电提醒，也有电费压力。只是广东人真的需要空调。天气不是讲礼貌的东西。”
她看向我。
“那为什么你们好像更有底气？”
我没有马上回答。
楼下有个小女孩跑过，手里举着冰棍，奶奶在后面喊她慢点。
巷口的便利店门开了又关，冷气跟灯光一起漏出来。
出租车从路口经过，车窗紧闭。
远处地铁站口人流不断，像一条稳定的河。
我说：“可能因为我们习惯了把很多人的需求，当成一件公共的事。电网、地铁、商场、社区避暑点、便宜的风扇和空调维修师傅，这些都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。”
她听得很认真。
我又说：“但也不是凭空来的。有人发电，有人抢修，有人爬到楼顶修外机，有人半夜值班。我们开空调的时候，很少想他们。”
克莱尔没说话。
舅妈在客厅喊：“小林，问她喝不喝凉茶！”
我叫林澈，做了六年法语导游。
很多外国客人问过我中国高铁为什么准时，外卖为什么快，手机支付为什么方便。
但像克莱尔这样，把空调当成一个问题一路追问的，是第一个。
我原本以为她只是挑剔。
后来才知道，她问的不是电费，也不是设备。
她问的是，一个人可不可以在炎热里心安理得地要求舒适。
第二天，克莱尔临时改了行程。
她不想去博物馆了。
她说：“我想坐公交车，不坐专车。”
我看着外面的太阳，有点犹豫。
“公交站很热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戴上墨镜，“我想看看。”
我们从沙面走到站台。
柏油路像一块烫软的黑糖，鞋底踩上去都有点粘。
站台顶棚下挤着十几个人，有学生，有抱孩子的年轻妈妈，有拎菜的大爷，还有两个外卖员坐在台阶上灌水。
克莱尔站了不到五分钟，脸就红了。
她问我：“公交有空调吗？”
“有。”
“每辆都有？”
“广州大部分都有。”
车来了，车门一开，冷气扑出来。
她跟着人群上车，刷我给她准备的交通卡。
车厢里人多，但并不难受。空调从顶上吹下来，大家沉默地站着，手机屏幕亮在脸上。
一个大叔见克莱尔年纪大，让了座。
克莱尔连声说谢谢。
坐下后，她手搭在包上，又看向出风口。
她问：“票价多少？”
我说：“两块钱。”
她以为听错了。
“两块人民币？”
“对。”
她算了一下，大概二十几欧分。
“这么热的城市，两块钱，空调公交。”
她把这句话说得很慢。
车开过海珠桥，江面反着白光。
她忽然问：“林，你小时候家里有空调吗？”
我摇头。
“没有。我们小时候夏天靠风扇和凉席。晚上睡觉，我妈会在地上洒水，说能凉快点。后来我爸换了工作，第一年奖金买了一台挂式空调，只装在客厅。那天全家像过节。”
“你记得？”
“当然记得。”我笑，“我爸拿着遥控器，像拿着一张奖状。开机那一下，我妈说，终于不用半夜把孩子热醒了。”
克莱尔静静听着。
“所以对你来说，空调不是浪费。”
“是日子变好了。”我说，“但也不是随便开。是热到需要的时候，终于有能力开。”
她看向窗外。
过了很久，她说：“我一直以为，富裕就是我可以选择开不开。可这两天我发现，有时候富裕是一个普通人也不用为一阵冷风感到羞耻。”
这句话让我一时接不上。
公交在上下九附近停下。
我们下车时，迎面的热浪把人往后一推。
克莱尔脚步慢了些。
我问她要不要回酒店休息。
她说不。
“我想去你们说的，修空调的地方。”
我说：“这个不是景点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她说，“但我想见见让空调能随便开的人。”
我带她去找阿强。
阿强是我高中同学，现在做家电维修。夏天最忙的时候，一天跑十几家。
他店在一条小巷里，门口堆着旧风扇、铜管和拆下来的空调外壳。
我提前打了电话。
阿强一见克莱尔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哇，法国客户？她家空调坏了？”
我说：“她来参观。”
阿强笑得差点把螺丝刀掉地上。
“参观我这破店？你们旅游业现在这么卷？”
克莱尔听不懂，但看他笑，也跟着笑。
店里没有太冷的空调，只有一台老风扇呼呼吹。
阿强说空调装在工作间，外面开着门，冷气留不住，浪费。
克莱尔马上看我一眼。
她开始问阿强很多问题。
一天修多少台？
最热的时候危险吗？
空调为什么会漏水？
老人家舍不得换旧机器怎么办？
阿强一边拧螺丝，一边回答。
他说最怕中午上楼顶修外机，铁架烫手，背心能拧出水。
他说有些独居老人空调坏了，打电话时声音都虚，他会先去他们家。
他说普通人不是空调随便开，是坏了就急，因为晚上睡不了，孩子会哭，老人会喘，第二天还要上班。
克莱尔听完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她指着墙上一排遥控器问：“这些都是旧的？”
阿强说：“有些客户换机不要了，我留着配。”
她拿起一个泛黄的遥控器。
“这东西很小，却决定一个房间能不能让人呼吸。”
阿强没听懂。
我翻译给他。
他挠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“没那么文艺，就是吃饭手艺。”
那天下午，阿强正好要去一户人家修空调。
我本来不想带克莱尔去，怕打扰别人。
但那户阿婆听说有法国人想看看，竟然很高兴。
“来嘛来嘛，我还没见过法国人。”
阿婆住在城中村三楼，屋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伴，中风后行动不方便。
空调坏了一天，房间闷得像蒸笼。
阿强进屋先把窗户打开，又检查外机。
克莱尔站在门边，扇子扇得很快。
床上的老爷爷闭着眼，额头全是汗。
阿婆拿毛巾给他擦，一边跟我们说：“昨晚没睡，风扇吹出来都是热风。”
克莱尔听我翻译后，脸色变了。
她没有再问“凭什么”。
她只是站得更安静。
阿强修了四十分钟，换了一个电容。
机器重新响起来，先是一阵闷声，接着冷风慢慢出来。
床上的老爷爷睁开眼，喉咙里含糊地说了句什么。
阿婆凑过去听，然后笑了。
“他说凉了。”
克莱尔的手停在半空。
她看着那台老空调，眼圈忽然有点红。
我以为是汗进了眼睛。
她却问我：“他刚才说什么？”
“他说凉了。”
她重复了一遍：“凉了。”
阿婆从冰箱里拿出两瓶水，硬塞给我们。
“辛苦辛苦，天气热，喝水。”
克莱尔接过那瓶两块钱的矿泉水，双手握得很紧。
下楼时，她没有说话。
走到巷口，她突然停住。
“林，我想回酒店。”
我点头。
路上她一直看着窗外。
回到酒店大堂，冷气稳定、干净、安静。
门童替她拉开门。
她站在金色灯光下，却不像前一天那样放松。
她把墨镜摘下来，对我说：“我以前错了。”
我说：“你只是不了解。”
“不。”她摇头，“我不是不了解。我是习惯了从账单和道德看这件事，却没从人的身体看。”
她说这句话时，声音有点哑。
我没有安慰她。
有些意识到的问题，别人劝一句“没事”，反而像把它盖过去。
她那晚没有让我陪晚餐。
我以为她累了。
第二天早上，她却发消息给我：今天想去一个居民区的公共服务中心，能安排吗？
我问她为什么。
她回：我想看看广东人在39℃时，除了家里的空调，还依靠什么。
我带她去了越秀区一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。
这种地方平时游客不会来。
一楼有个开放的纳凉点，摆着椅子、饮水机、报纸架，墙上贴着防暑提示。
几个老人坐在里面聊天，一个环卫工阿姨靠着椅背眯眼休息，旁边放着橙色工作帽。
克莱尔走进去时，下意识放轻脚步。
工作人员见我是本地人，以为我带亲戚来，笑着说：“里面有水，坐吧，外面太晒。”
克莱尔问我：“免费？”
“免费。”
“任何人？”
“基本上是。累了热了，就进来坐。”
她站在饮水机前，很久没动。
我帮她接了一杯温水。
她问工作人员：“这些电费谁付？”
工作人员有点懵。
我解释后，她笑：“公共服务嘛，街道保障。天气这么热，总不能让老人家在外面晒。”
克莱尔坐在角落，听几个阿姨聊天。
她们说谁家孙子放暑假，谁家空调坏了，谁买了新凉席，哪个市场的冬瓜便宜。
一句句很普通。
普通到像一碗白粥。
可克莱尔听得很认真。
环卫工阿姨醒来，看见她，笑着问：“外国人也怕热啊？”
我翻译。
克莱尔用中文回答：“怕，非常怕。”
大家都笑了。
阿姨说：“怕热就多坐一会儿，这里凉。”
克莱尔点头，说：“谢谢。”
那一刻，她不像一个法国富婆，也不像一个带着疑问来考察中国的人。
她只是一个在39℃的广东，被别人让进冷气里坐一会儿的女人。
中午，我们去了海珠一家商场。
克莱尔说想请我吃饭。
她选了一家粤菜餐厅，点了白切鸡、啫啫煲、炒时蔬和一份双皮奶。
坐下后，她把手机放在桌上。
屏幕上是她女儿的消息。
我无意看见一句法语：妈妈，你不是去旅行吗，为什么一直问空调？
克莱尔发现我看见了，笑了笑。
“我女儿觉得我奇怪。”
“很多人都会觉得。”我说，“来广东问空调，确实挺少见。”
她拿起水杯。
“我在法国的家，客厅有中央空调，但我很少开。不是因为付不起，是我前夫一直说，舒适会让人变软弱。他喜欢把节制挂在嘴边。我们离婚后，我还是保留了这个习惯。夏天很热，我也忍。”
我没有打断。
她看着杯子里的冰块。
“我的母亲也是这样。她总说，女人不该给自己太多舒服。舒服会让人忘记责任。”
她笑了一下，笑得很淡。
“你看，多可笑。我拥有很多东西，却连在自己家里按下一个遥控器，都要在心里解释半天。”
我忽然明白，她追问的那个“凭什么”，其实是问她自己。
凭什么别人能心安理得地凉快？
凭什么普通饭店能开空调迎客？
凭什么一个小小的老房子里，舅妈能提前半小时开空调，只为了让客人进门舒服？
凭什么躺在床上的老人，听见机器重新响起来，就可以说一句“凉了”？
而她，明明有钱，却总像欠了谁一样，连一阵冷风都要忍。
菜上来后，她吃得很慢。
她忽然问我：“林，你觉得随便开空调，是好事吗？”
我想了想。
“我不喜欢‘随便’这个词。它像是不负责任。但我觉得，在39℃的广东，一个人需要空调，不必先证明自己配得上。”
她抬头看我。
我继续说：“当然要节约，要合理温度，要关门关窗，要维护设备。但这些跟享受凉快不矛盾。人不是因为吃过苦，才有资格舒服。”
克莱尔的眼睛轻轻眨了一下。
她说：“你这句话，我想记下来。”
下午，她要求去买一台风扇。
我说：“你酒店有空调。”
她说：“不是给我。”
她想送给阿强店里。
我提醒她，阿强未必收贵重东西。
她说：“那就买普通的。”
我们在一家电器店挑了一台落地扇。
她本来指着最贵的无叶风扇，我摇头。
“你送这个，他会觉得麻烦。”
最后买了一台三百多块的，风量大，结实，能摇头。
阿强收到时，果然先摆手。
“哎哎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店里又不是没有风扇。”
克莱尔用中文说：“给你店里的客人。”
阿强愣了一下。
我帮她补充：“她说，不是送你享受，是给那些等修空调的人坐着舒服点。”
阿强这才收下，嘴上还硬：“那我贴个纸，写法国赞助。”
克莱尔笑得很开心。
她拿出手机，要拍阿强和风扇。
阿强立刻把头发抓了抓。
“等下等下，我穿件外套。”
我说：“39℃你穿什么外套？”
他说：“国际形象懂不懂？”
克莱尔被逗得大笑。
那是她来广东后第一次笑出声音。
可故事真正的转折，是第四天晚上。
那晚广州忽然下暴雨。
白天还是39℃，傍晚云压得很低，到了八点，雨像整盆水倒下来。
我和克莱尔原本在珠江边吃饭，雨太大，只能在餐厅门口等车。
门口挤了不少人。
空调冷气从里面往外漏，外头却是热雨和潮气。
克莱尔看着玻璃门上反复开合的缝隙，忽然走过去，把门轻轻推严。
服务员笑着说：“谢谢。”
她回头对我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了。开空调不等于可以浪费冷气。”
我说：“你已经很广东了。”
她笑着摇头。
车还没来，她女儿的视频电话打进来。
克莱尔看了一眼，接了。
屏幕那头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短发，坐在一间明亮的公寓里。
她们用法语说话，我听不懂全部，但听得出女儿语气有点急。
克莱尔先解释自己在等车，然后说起广东，说天气，说公交，说社区纳凉点，说阿强，说舅妈提前打开的空调。
她女儿似乎打断了她。
克莱尔脸上的笑慢慢淡了。
我听见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又开始把普通旅行变成道德课。”
克莱尔沉默了一下。
雨声很大，砸在遮阳棚上，像一片乱鼓。
她把手机拿远一点，深吸一口气。
然后她用很平稳的声音说：“不是道德课。是我终于发现，我这些年把很多不必要的苦，误认为体面。”
屏幕那头安静了。
克莱尔继续说：“我不再这样了。”
女儿问了什么。
克莱尔看了一眼餐厅里亮着的空调出风口，又看向外面被雨浇透的街。
她说：“我回法国后，要给家里每个常用房间装新的空调。我会合理使用，但我不会再为让自己舒服感到羞愧。”
女儿似乎笑了，又似乎叹了口气。
克莱尔也笑。
“你可以说我被中国改变了。对，我就是被39℃的广东改变了。”
挂掉电话后，她肩膀明显松下来。
我问：“你女儿反对？”
“她没有反对。”克莱尔说，“她只是习惯了以前的我。一个会把冷气关掉，把灯调暗，把需要压低的母亲。”
她把手机放回包里。
“现在她需要重新认识我。”
那天车到了，她没有急着钻进去，而是回头看了一眼餐厅。
门里是冷气，门外是热雨。
她说：“林，我以前总觉得享受要有理由。今天我突然觉得，有些理由已经够了。”
我问：“比如？”
她说：“我热。我累。我还活着。”
司机按了下喇叭。
她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对司机用中文说：“麻烦，空调开大一点。”
司机爽快地说：“好嘞。”
克莱尔靠在后座上，闭上眼。
雨水在车窗上拉出一道道线，车里的冷气慢慢把她裙摆上的潮气吹干。
她没有再解释。
第五天，她坚持要再去我舅妈家。
我舅妈一听她要来，早早买了鱼，做了豉汁蒸排骨，还把空调滤网拆下来洗了一遍。
我说：“你别这么隆重，她只是想来坐坐。”
舅妈说：“人家大老远来广东，喜欢我家，我不得招呼好？”
克莱尔这次上六楼，比第一次轻松一点。
她还自己拎了一袋水果。
进门前，她问我：“空调是不是又提前开了？”
我说：“肯定。”
门打开，果然凉风扑面。
舅妈笑着说：“这次我开26℃，不浪费。”
克莱尔换鞋时，动作顿了一下。
她抬头，用中文认真说：“谢谢你，为我提前开空调。”
舅妈愣了愣，摆手：“这有什么好谢的，热嘛。”
克莱尔说：“对，热嘛。”
这三个字，她说得特别慢。
像终于承认了一件很简单的事。
吃饭时，舅妈问她：“你法国屋企有冇咁热？”
我翻译成普通话：“她问你法国家里有没有这么热。”
克莱尔说：“没有广东热，但有时候心里更热。”
舅妈听完翻译，半懂不懂。
她指着汤说：“那多喝汤。”
很多时候，中国人的安慰就是这样。
不追问，不分析，把碗往你面前推一推。
克莱尔端起汤，喝了一口。
她说：“好。”
饭后，舅妈把一把旧蒲扇送给她。
那是竹骨的，扇面上印着一枝红棉花，边缘有点磨毛。
“留个纪念。”舅妈说，“空调坏的时候还能用。”
克莱尔接过来，像接一件很贵的礼物。
她说：“我会带回法国。”
舅妈笑：“富婆拿把旧扇子回法国，会不会太寒酸？”
我翻译时故意把“富婆”也翻了。
克莱尔笑得眼睛弯起来。
“法国富婆需要广东扇子。”
舅妈乐得拍桌。
那晚离开时，楼道灯有点暗。
克莱尔走到三楼，突然停下。
她说：“第一次来这里，我觉得六楼很热，很旧，很辛苦。今天我觉得这里很有人味。”
我说：“因为你吃了我舅妈两顿饭。”
“也因为她让我看见，舒适可以是被分享的。”她说，“不是炫耀，不是浪费，不是软弱。只是我有一点凉快，也想让你进门时少受点热。”
我没有说话。
楼下巷子里，糖水摊还在。
舅妈趴在六楼阳台喊：“小林，带她吃绿豆沙啊！”
克莱尔抬头挥手。
那一刻，六楼的空调外机还在嗡嗡响。
它的声音并不优雅，甚至有点吵。
但我第一次觉得，那声音像一户人家认真生活的证明。
克莱尔在广东的最后一天，天气预报依旧39℃。
她没有安排购物，也没有去网红景点。
她让我带她从早走到晚。
早上去菜市场，看卖鱼档上方的小风扇吹得塑料袋哗哗响。
中午去图书馆，看很多学生坐在冷气里复习。
下午去医院外面的树荫下，看家属拎着保温桶进进出出，门诊大厅的空调让焦躁的人至少能坐稳。
傍晚，我们坐在珠江边。
太阳还没落，空气像一锅没关火的汤。
她手里拿着舅妈送的蒲扇，慢慢扇。
我问：“现在还想问那个问题吗？”
她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句。
中国人凭什么空调随便开？
她看着江面。
“想问，但答案变了。”
“什么答案？”
她说：“因为热是真的，生活也是真的。因为一个城市如果有能力让更多人在炎热里喘口气，这不是随便，是进步。”
我点头。
她又补了一句：“但进步不该被浪费。门要关好，温度要合理，机器要维护，别人劳动要被看见。”
我笑：“你可以给游客讲课了。”
她没有笑。
她把蒲扇合起来，放在膝盖上。
“林，我想给你讲一件事。”
她说，很多年前，她的母亲在法国南部一个夏天去世。
不是戏剧性的事故，也不是突然的大病。
那年热浪很重，老人独居，舍不得开冷气，也不愿意打电话麻烦子女。
克莱尔赶到时，屋里闷得可怕。
母亲坐在窗边，风扇对着她吹，桌上放着没喝完的水。
医生说，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酷热只是推了最后一下。
“从那以后，我对空调这件事很矛盾。”克莱尔说，“我觉得它能救人，又觉得它象征一种我母亲永远不肯给自己的舒服。”
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“我有钱后，买了大房子，装了好设备，却仍然不敢用。我以为那是纪念她。其实不是。我只是在重复她的苛刻。”
江边有人唱粤语老歌，音响有点破。
风从水面吹过来，仍然是热的。
克莱尔说：“这几天在广东，我看见很多普通人开空调。他们没有把这件事说得很高尚，也没有把它说得很羞耻。他们只是关上门，调到26℃，吃饭，睡觉，照顾老人，等公交，修机器，继续生活。”
她顿了顿。
“我突然觉得，我母亲如果来过这里，也许会愿意按下遥控器。”
我听得心里有点酸。
我说：“她可能还会嫌不够凉。”
克莱尔笑了，眼睛却湿了。
她没有哭出声，只是用那把旧蒲扇挡了一下脸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把扇子放下。
“我明天回法国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我已经让助理预约了安装公司。”她说，“不是为了显示我有钱，是为了我回家后，第一晚就能把卧室调到舒服的温度。”
她看着我。
“我也给我儿子和女儿发了消息。以后他们来看我，我会提前半小时打开空调。”
我想起舅妈那台旧柜机。
“这是广东待客标准。”
“是。”她说，“我学会了。”
分别前一晚，克莱尔请我在酒店楼下喝咖啡。
大堂冷气很足，她这次没有抱怨，也没有不安。
她只是把外套披在肩上，说：“有点冷，但我可以穿衣服。外面39℃的人，不能把皮肤脱下来。”
我差点被咖啡呛到。
“这句很中国。”
她得意地笑。
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。
我一看，立刻说：“导游费公司已经结了，小费你给过了。”
她把信封推过来。
“不是给你。”
我打开，里面是一张卡片，还有几张打印纸。
卡片上写着法语和中文。
中文是她自己写的，字有点歪：
“给阿强的店，买几箱水，给等待修空调的人。不要太冰，老人喝温的。”
我心里一动。
打印纸是她让酒店前台帮忙翻译的。
她联系了一家社区公益机构，捐了一笔不大的钱，指定用于夏季高温时购买饮用水、风扇和给独居老人清洗空调滤网。
金额不夸张，不像故事里那种一出手改变世界的巨款。
但很具体。
具体到哪条街道，多少户老人，做什么事。
我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”
“昨晚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想把感动留在嘴上。”
我说：“他们会很高兴。”
“我不是来拯救谁。”她马上说，“我知道这点钱很小。只是我从这里拿走了一个答案，总要留下点东西。”
我把信封收好。
“我会转交。”
她点头。
然后她问我：“林，你觉得我还算不算富婆？”
我故意认真打量她。
“算。法国富婆来广东旅游，39℃高温，最后被一台老空调教育了。”
她大笑起来。
笑完，她看着窗外。
酒店玻璃外，夜色里的广州还在发光。
出租车排队，外卖员等单，便利店门口有人蹲着吃雪糕。
每一个亮着灯的地方，好像都有一台正在运行的空调。
它们并不浪漫。
可它们让人在炎热里保留一点体面。
第二天送机，广州依旧热得像没有尽头。
机场出发厅的冷气很足。
克莱尔推着行李，里面装着几盒广式点心，一把旧蒲扇，还有她在阿强店门口拍的照片。
过安检前，她忽然回头。
“林。”
“嗯？”
“你知道我现在会怎么回答那个问题吗？”
我说：“你说。”
她用中文说得很慢，但每个字都清楚：
“39℃的广东，中国人不是凭空调随便开。”
她停了一下，纠正自己。
“是凭很多人一起把日子往前推，才有资格在热的时候开空调。”
她说完，自己先笑。
“还是太书面？”
我摇头：“刚好。”
她握了握我的手。
她的手不再像第一天那样潮湿紧绷，掌心温热，很稳。
“我回去后，也要把我的日子往前推一点。”
她转身进了安检口。
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，手机震了一下。
是舅妈发来的语音。
“小林，法国富婆上飞机未啊？叫她落地报平安啊。还有，叫她别老省空调，热就开，知道未？”
我把语音转成文字，翻译成法语发给克莱尔。
几分钟后，她回了我一张照片。
飞机舷窗外，是白得发亮的云。
照片下面，她写：
“告诉你舅妈，我知道了。热就开。”
三个月后，我收到克莱尔寄来的包裹。
里面是一本法国南部风景明信片，一小瓶她家品牌的香水，还有一张照片。
照片里，她坐在自己尼斯家中的客厅。
窗外是蓝色海岸，阳光很盛。
她身后那面墙上，新装了一台白色空调。
茶几上放着舅妈送她的广东蒲扇。
她穿着一条棉麻裙，赤脚踩在地毯上，手里端着一杯冰水。
照片背后有一行中文：
“今天32℃，我开了26℃。门关好了。没有内疚。”
我把照片拿给舅妈看。
舅妈看了半天，说：“哎哟，她屋企真靓。”
然后她又指着照片角落那把蒲扇。
“你睇，我送的扇子，摆得好正。”
我说：“你重点是不是偏了？”
舅妈白我一眼。
“你懂什么？空调会坏，扇子不会。做人也一样，凉快要有，退路也要有。”
我笑了。
那天广州刚下完一场雨，气温降到34℃。
舅妈家没开空调，只开着窗和风扇。
风从阳台吹进来，带着九里香的味道。
我坐在她家客厅，看着那张从法国寄来的照片，突然想起克莱尔第一次站在骑楼街上，认真又困惑地问我：
“39℃的广东，为什么中国人空调随便开？”
那时我以为，她问的是中国。
后来才明白，她问的是自己的一生。
她问一个人要吃过多少苦，才可以允许自己舒服一点。
她问一个女人拥有多少东西，才不必为自己的需要道歉。
她问一阵冷风，是不是也能把旧观念吹开一点缝。
广东没有给她一个大道理。
广东只是让她走进一间提前开好空调的老房子，吃了一块冰西瓜，喝了一碗热汤，看见一位老人等到冷风后说“凉了”，又看见很多普通人在高温里认真把门关好，把温度调到26℃，然后继续过日子。
这就够了。
39℃的热是真的。
电费是真的。
节约是真的。
可人需要喘口气，也是真的。
后来我再接外国游客，偶尔还会有人问中国城市为什么到处有空调。
我会想起克莱尔。
想起那个穿真丝裙的法国富婆，站在广东湿热的街头，起初满脸不解，最后在机场认真地说，热就开。
我通常不会讲太多宏大的答案。
我只会说：“因为这里真的很热，也因为我们慢慢学会了，过好日子不是羞耻。”
说完，我会把车窗关紧一点。
然后对司机说：“师傅实盘配资公司查询，空调麻烦调到26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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