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宁股票配资 “市药于广陵”：唐代扬州药业兴盛背后的政策与民生原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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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：《中国国家历史·肆拾贰》

《太平广记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唐开元年间，张公让旧友李公拿着一顶旧席帽，到王老药铺取三百千贯钱。李公将信将疑，王老却依帽兑现，并告诉李公，张公是五十年前常来买卖茯苓的老主顾，现在还有两千多贯钱存在药铺里。为什么药铺可以存钱呢？为什么凭借旧席帽就可以取钱呢？为什么张公只存了两千多贯钱，但李公却可以取出三百千贯钱呢？这就要从唐代扬州的商业开始说起了。

《太平广记》

唐代扬州的商业概况

扬州是唐代仅次于长安、洛阳的全国第三大城市。“江淮之间，广陵大镇，富甲天下。”安史之乱后，唐肃宗至德元年（756），朝廷在淮南道设节度使，掌管东南八道的财赋，其治所就设在扬州。此后，东南财赋成为唐王朝的经济支柱。“方今之急在兵，兵之强弱在赋，赋之所出，江淮居多。“尤其是在商业领域，商人群体活跃，“多富商大贾”。商品种类繁多，为“百货所集”；商业资本雄厚，“扬州雄富冠天下”；市场形式多样，“阅阙星繁，舟车露委”；贸易往来兴盛，“江口大小船数千艘”；对外贸易发达，“其岭南、福建及扬州蕃客，宜委节度、观察使常加存问，除舶脚收市进奉外，任其来往通流，自为交易，不得重加率税”；商贾之风盛行，“江都俗好商贾，不事农桑”。甚至大量官员在扬州任职时，也从事商业买卖以获利。陈少游在扬州等三地任官时，“征求贸易，且无虚日，敛积财宝，累巨亿万”。以至唐代宗大历十四年（779），朝廷下令“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，无得与人争利，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，罢之”。此时的扬州已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商业城市，有“扬一益二”之称。

除了传统史书的记载，民间文人墨客、笔记小说也为唐代扬州商业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如唐代王建的《夜看扬州市》“夜市千灯照碧云，高楼红袖客纷纷”描绘了扬州城的万家灯火，夜市繁华。张祜的《纵游淮南》“十里长街市井连，月明桥上看神仙”描绘了扬州城的繁华长街、市井楼台。甚至后世司马光的《送杨秘丞秉通判扬州》“万商落日船交尾，一市春风酒并垆”，也回忆了唐代扬州城商船贸易繁盛，酒家食肆兴盛的情景。此外，笔记小说也对唐代扬州商业的发展有着生动的描绘。如《太平广记》中“广陵为歌钟之地。富商大贾，动逾百数。璜明敏，善酒律，多与群商游”，展现了扬州富商云集与交往的场景。而“广陵有贾人，以柏木造床，凡什器百余事，制作甚精，其费已二十万，载之建康，卖以求利”，介绍了大额长途贸易的概况。

唐代扬州的特色行业很多，主要包括盐业、茶业、珠宝、木材与药业等。而药业以其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地位尤为突出。

唐代扬州药业的发展

（一）生产与运输

众所周知，扬州地狭人稠，并不是唐代药材的重要产地。根据唐廷猷先生的《中国药业史》研究，扬州的本土药材主要有如下几种：

但是，扬州却是重要的药材集散地。这可从鉴真东渡所携带的药材窥知一二。根据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记载，唐玄宗天宝二年（743），鉴真东渡时采办如下：

买得岭南道采访使刘（巨鳞）之军舟一只……备办海量……麝香廿（剂），沉香、甲香、甘松香、龙脑、香胆、唐香、安息香、栈香、零陵香、青木香、薰陆香都有六百余斤；又有毕钵、诃黎勒、胡椒、阿魏、石蜜、蔗糖等五百余斤……天宝七载春……·造舟、买香药，备办百物，一如天宝二载所备。

鉴真坐像

这其中有三条信息值得关注：第一，两次东渡共需携带香药12种1200余斤，药材6种1000余斤。要在短时间内筹集种类如此之多、数量如此之大的药材已非易事。更何况扬州本土并不生产这些药材，如为人所熟知的麝香产自西北，零陵香产自湖南永州零陵，可见当时的扬州作为药材集散地的重要地位。第二，鉴真东渡所携带的药材不仅仅是本土药材，还有像龙脑、安息香、薰陆香这些从海外进入中国的香料。这些香药进入扬州药业市场有这样三条途径：产自日本、朝鲜的香药经海上丝绸之路西线进入扬州；产自阿拉伯、波斯、印度等地的香药经西域陆上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东线进入广州，再由广州北上经大庾岭或者经东海进入扬州。这就形成了以扬州为终点的三条药材运输路线。这也可以印证材料里的第三条信息：为什么要买岭南道的船只？因为在购买岭南船只的同时，可以将广州的药材用船经岭南运至扬州。由此可见，扬州是唐代重要的药材集散地，汇聚了来自全国乃至海外的药材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药材交易市场。

（二）销售与契约

关于扬州药市的概况，我们可从唐诗中窥知一二。如唐代诗僧皎然在《买药歌送杨山人》中写道：

华阴少年何所希，欲饵丹砂化骨飞。

江南药少淮南有，暂别胥门上京口。

京口斜通江水流，斐回应上青山头。

夜惊潮没鸬鹚堰，朝看日出芙蓉楼。

摇荡春风乱帆影，片云无数是扬州。

扬州喧喧卖药市，浮俗无由识仙子。

河间姹女直千金，紫阳夫人服不死。

吾于此道复何如，昨朝新得蓬莱书。

唐代诗僧皎然画像

这首诗讲述了华阴少年前往药材聚集区淮南道，来到喧闹的扬州药市求仙问药。

唐代扬州药业的营销模式多样，大体上可以分为行商和坐商。《广陵木工》这则故事就反映了唐代扬州市面上存在无固定经营场所、四处兜售药品的行商。

广陵有木工。因病，手足皆拳缩，不能复执斤斧，扶踊行乞，至后土庙前，遇一道士……因与药数丸曰。饵此当愈。……趋走如故。……道士曰。吾授尔方……木匠得方，用以治疾，无不愈者。

道士是这些行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与传统观念上道士只售卖丹药不同的是，他们也销售百姓日常生活所需的治病救人的药材。故事中的道人不仅治好了木工的手足问题，还将药方传授给木工。木工用他传授的药方医治他人，无病不愈。在唐代扬州，行医道人受众很多。“入广陵。于城街逢一道士。方卖药。聚众极多。所卖药。人言颇有灵效。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行商都是道士，如《太平广记》中的山中渔夫裴谌“市药于广陵，亦有息肩之地’。”

此外，从《冯俊》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唐代扬州药业行商经营的几大特点：

唐贞元初，广陵人冯俊，以佣工资生，多力而愚直，故易售。尝遇一道士，于市买药，置一囊，重百余斤，募能独负者，当倍酬其直。俊乃请行，至六合，约酬一千文，至彼取资。

从销售数量来看，“重百余斤”，数量巨大。从销售范围来看，“至六合”，长途售卖，根据市场情况和商品需求流动。从交付方式来看，“至彼取资”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最为特别的是，从运输方式来看，故事里的冯俊受行商雇佣，长途贩运药材。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），两税法正式实行之后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，出现了大量自由劳动力，继而推动了以雇佣为主要形式的契约关系的发展。

唐代扬州药业，不仅有游走的行商，还有一些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坐商。最典型的就是开头说到的《张李二公》的故事。

张有故席帽。谓李曰。可持此诣药铺。问王老家。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。彼当与君也。遂各散去。……李叹讶良久。遂持帽诣王家求钱。王老令送帽问家人。审是张老帽否。其女云。前所缀绿线犹在。李问张是何人。王云。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。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。李领钱而回。

王老药铺是个典型的坐商药铺，从李公可取出三百千贯钱来看，药铺规模较大，资本雄厚，而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客户群，与五十年前的主顾仍保持联系，因而经营也就更为稳定。此外，该药铺兼具存款和借贷的功能，是柜坊的一种衍生形式，反映了唐代药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。这种契约关系为远距离和大宗药材交易提供便利，同时也帮助商人筹措资金，促进了商业的繁荣。凭帽取钱也反映了诚信经营的社会风尚与成熟的商业信用体系。

古代中药铺场景

扬州市场上还有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介绍人，也就是“牙人”。如唐代名将高骈的部下吕用之，世代在扬州经商，本人也在扬州从事过药品生意。“用之者，鄱阳人，世为商侩，往来广陵，得诸贾之欢……卖药广陵市。”他们还常常是邸店的主人，为过往商人提供寄放行李和住宿等服务。

唐代扬州药业兴盛背后的政策与民生原因

扬州药业兴盛与诸多要素息息相关，但最值得关注的是，唐代以道教为国教，崇尚防病治病、延年益寿。在此思想的指导下，唐代政府重视医药管理，关注民生发展，医药事业就进入了大繁荣时期，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。

第一，政府统一监管，打击不法行为。唐代文献中无论是一百二十行、二百二十行还是三百六十行，药业均占有一席之地。唐代政府虽然没有设立独立的药业管理部门，但是将药业纳入商业的范畴进行统一管理。中央和地方都十分重视规范市场行为，查处违禁药品，征收商税，安排差役。《唐律》中对行医行为做出规范：“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，以盗论。”惩罚是：不得财，笞五十；得财值绢一尺，杖六十；满一匹加一等(杖七十);至五匹徒一年；最高可徒十年并流役。”此外，政府也极为重视医德宣传与教化的作用。孙思邈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就提到同情仁爱、诚信服务、医技精良和终身学习等医德要求。因此，扬州对药材的经营和管理也日益严格，市场上药品质量和药业整体水平显著提高。

孙思邈画像

第二，编写医药典籍，培养医药人才。唐代政府广泛调查全国药材，组织编写医药典籍。唐高宗显庆年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医药专著《新修本草》，同时也鼓励民间学者研究医药问题。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便是此时的集大成者。此外，中央和地方设立医署等各级医疗机构。医药行业普遍重视师徒相传制度，一些地区甚至规定，跟随师傅学习三年以上，才可独立经营药铺。这为扬州提供了稳定的医疗服务平台，药业知识和技术得到传播，促进了医药行业的整体发展。

《千金翼方》片段

第三，借力对外贸易，加强医药交流。唐朝强盛的国力、开放的政策吸引了朝鲜、日本、印度、大食、波斯和大秦等国家和地区的医药学者前来交流学习，彼此之间的药材贸易也在市舶司的管理下随之发展。作为重要的对外港口，扬州成为药材的重要集散地，吸引了国内外药材商人和贩运者，引入了外来的医学知识和药物技术，丰富了药业资源。

第四，重视疾病控制，发展公共卫生。唐代扬州因其繁盛，人口增长迅速，但人口的聚集易导致疫病的流行。唐德宗贞元六年（790），“淮南、浙西、福建道疫”。唐昭宗大顺二年（891），“淮南疫，死者十三四”。因此，唐代政府重视地方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疫病的控制。古代医疗卫生水平低下，在中央的引导下，扬州药市的繁荣为应对疫情和疾病提供了物质基础，同时也促进了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。

从经济发展上来说，药业属于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药业的兴盛带动了药材加工、内外贸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，促进了商业网络的形成，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，形成辐射作用。从社会影响上来说，药业的兴盛带来了医疗条件的改善，提高了扬州百姓的健康水平，有利于社会稳定。同时，医学知识的传播和医学教育的发展，提升了扬州地区的文化素养。从文化影响上来说，药业的兴盛丰富了扬州地区的养生文化，也为小说、诗歌等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

药业的发展是唐代扬州商业发展的缩影。它不仅体现了扬州在唐朝中后期作为经济中心的重要地位，还揭示了扬州是唐帝国经济版图中的关键一环。